房地產商唐納德·特朗普成功推開白宮的“旋轉門”，即將成為這里的主人。而現任美國總統(tǒng)奧巴馬則會從這扇“旋轉門”走出，是否成為一名商人尚未可知。

　　“旋轉門”是美國民主體制的組成部分，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套體制得以正常運轉所必需的潤滑劑。從制度層面來看，選舉政治使得一些人周期性地在就業(yè)與失業(yè)之間旋轉。很多通過選舉或政治任命獲得職位的官員，必須考慮自己的未來就業(yè)問題，因此在任上就要做好準備，近9000個聯邦職位也面臨這樣的“再就業(yè)”。這一大規(guī)模的職位變動，使得旋轉門的兩邊都足夠大，因此也就塑造了獨特的政治“旋轉門”現象。

　　問題在于，當很多人都把“掘金”作為“旋轉”的主攻方向時，它又加劇了人們對這種機制的擔憂。尤其政商之間的旋轉門，更是飽受詬病。根據“維基揭秘”曝光的材料，希拉里在2013年卸任國務卿后不久便接受高盛集團邀請相繼發(fā)表3場演講，其中不乏對華爾街示好之辭，高盛為此支付了高達67.5萬美元報酬。

　　很多例子表明，雖然旋轉門對美國民主政治有必要性，但也對美國帶來了損害。一是近親繁殖問題嚴重。能轉進政府的，往往都是親信。比如魯賓是克林頓政府時期的財政部長，曾擔任高盛共同主席及共同高級合伙人，后加入了花旗集團擔任董事長等高職。現任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·盧在花旗集團時曾是魯賓的老部下，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西爾維婭·伯韋爾也曾是魯賓的辦公廳主任。

　　二是政商勾結問題。在美國，說政商勾結也許并不準確，因為它們在很多時候根本就是一體的。高盛素來被稱為“白宮干部后備營”，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開創(chuàng)了向政府輸送高官的先例。2006年5月，高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(zhí)行官亨利·鮑爾森被提名出任財政部長，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得知任財政部長無望后，很快辭職，出任高盛集團國際副總裁。

　　三是行政效率問題。很多轉進政府的人，主要目的是鍍一層政治“金”而無心行政事務，更有些人根本不懂政治。他們的任職期限也一般比民選公職人員或公務員短，平均在職2.5年，其中25%的任職時間不到一年半�；�本是剛適應工作就要離開，因為后面還有很多人等著他們的位置呢!

　　奧巴馬總統(tǒng)在上臺之初曾采取措施收窄政治旋轉門的“寬度”，但結果無功而返。2007年，美國通過《誠實執(zhí)政與政府公開法案》，旨在“減少立法者和政府高官之間、聯邦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的‘旋轉門’現象”。但在2008年1月該法案生效后的6年內，在352個離開國會的人員中，有47%曾走進“旋轉門”，高于此前6年的43%，更是遠遠高于1974年的3%。

　　總體來看，雖然旋轉門機制確實給美國政府帶來一些特殊人才，比如基辛格等當年就是通過旋轉門進入政府的。但更多時候，旋轉門機制是一種利益輸送的平臺，或是一種信用型腐敗或期權型腐敗。

　　更為重要的是，它披著一件合法的外衣。(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)